为去年秋季英联邦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而建造的体育场馆，如今大部分已破损失修。当初，它们的建成付出了巨大成本，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为修建它们而赶走了数千名贫民窟居民。现在，它们成了一座座耻辱碑，昭示着这个国家政治阶层自私自利的本质——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许多印度人，尤其是那些为印度微薄的所得税税基做出大部分贡献的普通职员，对此已忍无可忍。正因如此，当资深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为要求政府采取严厉的反腐败措施而进行绝食抗议时，获得了惊人的支持。英联邦运动会不过是大规模腐败的实例之一，这些腐败行为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大部分人长期以来的猜想：即公共基础设施通常只是印度政治主业的一个意外副产品，而这个主业就是做生意。哈扎尔的无畏精神、甘地式的策略以及把自己所领导的运动与根深蒂固的政治利益远远隔离的努力，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即诚实将在公共生活中重现。但这些抗议活动背后的动机，并不一定是慷慨无私和高尚的。印度中产阶级想要夺回他们认为被夺走的东西。怀疑者也正确地注意到这些活动背后隐藏的独裁主义——因为哈扎尔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物，认为对那些背叛自己想法的人应该使用最暴力的惩罚。他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打击腐败，还要夺回金钱。他们认为，这些金钱被政府官员偷走，并藏到了国外的账户里。这可能是一笔大得难以想象的金额，哈扎尔的支持者希望这笔横财能够被注入印度经济。最近与我谈话的一名年轻职员表示：“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为瑞士人的养老金埋单。现在这笔钱要回家了。”1947年印度独立后，40年中央计划经济中对货币、房产和商业的严格管制，为腐败收入的形成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机会。积累下来的腐败收入，被用于在印度或其他地方购买房产，或是存在国外。印度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只是为这个腐败、并且常常大到可怕的产业阶级增加了机会。“大单”交易成倍增加，与同一时期内的俄罗斯如出一辙：企业纷纷加入争夺之前由国家掌控的基础资源所有权，比如土地、矿藏、石油、手机频段等，而这些资源只有政治阶层能够赋予。在经济停滞的年份，钱自然会流出印度。但当经济步入繁荣时，情况就会反过来。富有的政客们变身为投资者，把他们在国外的钱“漂白”之后，再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带回国内。这种形式的资本为印度城市带来了大量新景观——国际酒店、购物中心以及全球零售品牌。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产阶级的愤怒，针对的正是此类投资活动的激增——并且这种愤怒既是发自心底，也是普遍存在的。那些在印度独立后相信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梦想的人们——那些信奉节俭、诚实、努力工作和爱国主义的教师和公务员，眼看着其他人践踏这些价值观，攫取财富、名望并从中得到满足。如今这个时候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纳税的普通职员每周工作70小时，现在要无望地与有钱有势得多的商人和官僚们争夺城市空间，而这些人的财产来源不清不楚，并且至少在表面上，得来的非常轻松。几乎不用怀疑，这种腐败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实际上，语言本身已无法形容印度上层商人和官僚之间关系网络的高度复杂性，以及通常情况下的高效。仅仅把它看作贪婪政客攫取财富的一种手段，未免低估了它的影响力。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将资本快速输入政治体系的重要引擎，其他方式都达不到它的速度。将这样一部强大的机器移走将是极其困难的。只有在糟糕的时期，哈扎尔的运动才会赢得如此广泛、且发自内心的拥戴。而在早已厌倦了政治阶层以权谋私、腐败张狂的几亿印度人看来，现在已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时代。
